校庆征文 我与武大

【校庆征文 我与武大】情满珞珈

发布时间:2023-09-28 16:19 来源: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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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勇军

35年前的一个夏天,天刚亮,我独自拎着一只旧木箱,在湖村的小码头赶上一天才一班次的小机动船。3个小时后,小船快乐驶过20里浅窄的河道和10里宽阔的武山湖,到达家乡的县城广济,等到晚上,再坐一夜的长江客轮次晨来到武汉。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域到达省城,也自此开始了我在武汉大学的求学生涯。35年快过去了,我就像一只风筝,不停地飞啊飞,可母校就是那根一直牵引我的长长的细线。这根线是由一股股的知识、情怀、情感揉合而成。它输送了我人生不断成长所需的营养,形塑了我的价值信念,留下美好的情感回忆。

开放的知识乐园

大学时光,正值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是一个人正式走向社会开始自立的准备阶段,可以说是在人生的七色板上着力描绘的时刻。从1988年入学读本科,到1992年毕业,再从2009年至2011年重回母校研究生课程班进修,2014至2017年又返校攻读博士学位,前后三个阶段累计共九年,我在珞珈山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

1988年高考,我是压着武汉大学的录取线接受调剂来到历史系的。大一刚入校不到一周,还没来得及熟悉校园,全体新生2000余人就被大巴一辆辆地拉到火车站,乘坐专列赴广水市(当时叫应山县)的一个空降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严格军训。那时,到了晚上11点就断电熄灯,但丰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有的同学点上蜡烛,研究围棋棋谱,有的同学在走廊或厕所的灯光下,背英语单词。更多的是“ 卧谈会”,天南海北无所不聊,或时事,或学习,或者恋爱八卦。

在历史系读了几个月,快到期末,学校的广播台持续广播一个月:“要转系的同学抓紧申请转系!”转系,不降级,不补课程学分。当年,虽说大学生比例很低,又包分配,但也是双向选择。我所在的历史系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共60名学生,一共转走了21人,转入的专业包括经济、工商管理、法律、新闻、外语等。

我转到了新闻系广电专业。那个时候,学校的氛围非常开放包容。改革开放刚刚10年,社会整体上充满了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学校也开设了不少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介绍西方哲学、文化。我选了《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两门课,但实在有些听不太懂,就中途放弃了。《美国文化》这门课因选的人太多,没选上,但我跑去旁听蹭课好多次,第一次了解到大洋彼岸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学校里的海报栏上,贴满了各类讲座的海报。讲座都是开放的,面向全校学生,常常一些讲座因人数太多坐不下,同学们只好扒在窗外引颈倾听。

那时候,读书非常的单纯,没有现在大学生这样的焦虑, 焦虑学分绩点,焦虑考研,焦虑找工作,焦虑写论文。当年毕业时,新闻系两个专业——新闻、广播电视新闻全年级近60人,没有一个人报名考研,两个留校名额也没人申请。大家都想早点走进广阔的社会,施展人生抱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学英语,过四级。不通过四级考试拿不到毕业证。当年,我们从小地方来的同学,英语都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十分幸运,第一次考四级就61分惊险过线,简直比高分过线更高兴,花几块钱买一包烟发给同学们分享喜悦,然后将所有英语教辅材料打包扔掉,从此告别花费大量时间的英语。

二是在校广播台当编辑。为了做好我负责的“ 万事达” 节目,近两年时光,我每周要花一天多时间泡图书馆,阅读摘抄一些有趣味的知识,并写串词,将零碎的知识用一个主题串连。我也因此被评为“校广播台优秀学生干部”。

三是大量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初中的一个假期,我偶尔读到《冰川天女传》,一时入迷不知饭香,加上初中语文老师的启蒙,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高中进入县一中就读,第一次进图书馆,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深深打动了我,所以高二文理分科时,我不顾其他人反对,坚决报名读了文科。不过,虽然对文学有爱好,但我内心非常惭愧,上大学前,中外文学名著我几乎都没读过,只有一本哥哥送的《唐诗一百首》,加上自己步行10余里到镇上买的工具书《新华字典》。因此,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成了我大学打发课余时间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文学名著,让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人文风情、悲欢离合,极大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难忘的美好回忆

当年,在武汉高校中,流传一句话: “学在华工,玩在武大,爱在华师,吃在水院。”这种简单的流行语,虽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武大的学子处在文理兼融的氛围中,既有文科的济世情怀,也有理科的求实创新。这一点,从武汉大学的校友可以看出来,既有陈东升校友这样慷慨捐赠母校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儒商,也有以雷军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家校友不断探索开拓新天地。

我刚入大学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学校各类讲座让人目不暇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这对我们正在步入18岁成人阶段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价值观的一次重构。国门洞开,整个社会昂然向上,拥抱新思想、新文化,不迷信权威的批判意识,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在整个校园里奔涌。西哲课堂上,老师们讲述的个体主体性与个体的价值,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机器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周末的梅园操场露天电影,让我们欣赏了许多国外的经典电影,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力量,明白对家人、爱人表达爱意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新闻课堂上,老师们讲述的新闻前辈以及学长学姐的专业主义精神,让我们对未来的职业心生憧憬……因此,毕业时,面临省级机关单位办公室与省级新闻媒体,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毕业大实习时,学院的胡武老师当众告知了每位同学的实习单位。我个人原本希望被分配到报社,因为能留下白纸黑字的作品,结果却被分配到了电台。当夜,我直接找到胡武老师家里,请求他能给我安排去报社实习。胡老师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和气地表示理解,让我回去等消息。才过两天,我就得到通知,被调剂到《经济日报》实习。在四个月的科教部实习期间,我独立写作了10余篇通讯,为我毕业后到《湖北日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在北京实习期间,胡武老师还专门去各个新闻单位以及宿舍看望我们同学,令我们备感温暖。

那时候,同学之间也没有内卷式的竞争,更多的是单纯的友谊。记得围棋一度流行,男生女生都在学。大一上学期,我将一本棋谱研读几天后,就与同班的两位女同学对弈。她们是班上围棋高手王同学的“女弟子”。我一对二,在宿舍摆开棋局。开局不久,我就一片一片地将她们的领地蚕食,她们很着急,师傅又不在,子目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难看。那时的我还是太年轻,虽然看出了她们的窘境,却还是一子不让,最后杀到她们片甲不留。两位女同学倒是非常有风度,愿赌服输,没让傻傻的我难堪。

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买来吉他,边弹边唱,让我们非常地羡慕。这些“吉他王子”也毫不吝啬地把吉他借给我们,并教我们学习。班上的王同学喜欢李同学,李同学名字中有“桂” 字,因此王同学就苦练“八月桂花香”,最终他凭此曲打动芳心。

打两副扑克的“双升”,似乎是当时最流行的休闲活动。午饭或晚饭后,班上男生女生寝室一般至少有几桌“双升” 同时进行,有时男女生还互相到对方宿舍参加牌局。在合作竞争中,同学们增进了解和友谊,气味相投的就会下次再约组成牌局,终成好“牌友”。这些“不学无术”的时光也成为了我日后关于大学生活不可割舍的难忘记忆。(文章选自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号,作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系1988级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相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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