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玉瑛
编者按：标题中的“小滢”即陈小滢，是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独生女儿，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生于武汉，少年时先后在武汉、乐山、北京读小学，后又回到抗战时期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46年她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和马德里大学学习中、英、西班牙、法、俄等联合国通用的五国语言文字后，转入香港美联社工作和香港的BBC工作，以后又考入伦敦BBC国际部工作13年，先后担任记者、播音员等，获得永久职位。1980年到1983年期间，她在北京大学教授英语，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主任。
抗战时期，我家随在武汉大学机械系任主任的父亲郭霖，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1941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乐嘉中学（后改名为武大附中），在中学我结识了同班同学杨衍枝，她是乐山唯一一所仁济医院院长之女。长得眉目清秀，性格内向，举止文雅，擅长书法，那时的我也性格内向，胆小腼腆，不苟言笑只知读书。相似的性格使我们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1942年，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叫陈小滢，她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陈西滢）之女。她聪明伶俐，天生活泼，耿直豪爽，性格外向，颇有些男孩子气。她胆子特大，敢攀高上树，爬吊绳，落地时双手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也不在乎。她的个性虽然与我和衍枝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居然一见如故，坦诚相交，每天上学都是结伴而行，畅谈个人理想抱负，议论战争，谈论形势，关心国家的存亡，很快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武大是一所学术空气很浓的学府，从1937年开始，周恩来、陈独秀、郭沫若等人曾先后来武大演讲，传播进步思想。武大附中的历史老师上课时，结合国内形势，分析战争情况及当前中国危机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的思想，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生活在这样一个进步思想氛围中，也令我们小小年纪就树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抗击日寇的强烈愿望。
当时小滢家订了很多报纸，其中有一份《新华日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共产党解放区的一些情况，都感觉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我们三人憧憬着有一个民主进步的新社会来替代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那时我们最敬佩《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无事时常在一起背诵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及绰号，还各自选择了一个与自己性格相似，自己所崇拜的好汉名字作为自己的外号。小滢性急自称“霹雳火秦明”，我则因做事动作鲁莽，选择了“黑旋风李逵”。这还不算，看了《三国演义》后我们又想当英雄，学桃园三结义结拜成乐山三姐妹。三人中我长得比她们两人高，被称为刘备，衍枝是关公，小滢年龄最小，只能当张飞了。说心里话，我们并非想当什么英雄好汉，只是借古讽今，对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宣泄怒气而已。
由于志趣相同，我们课后经常一同去武大校园看壁报和进步刊物。主办者与地下党有联系，有时也如实报道《新华日报》的内容，刊载一些来自沦陷区流亡学生思念家乡和充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要求抗日的文章。这些报刊使我们认清了腐败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险恶用心。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树立起牺牲自己，保卫国家的远大理想。
乐山当年是处于四川西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靠近西康。刚到四川时，生活还算稳定。可是，1939年8月18日日本侵略者出动了36架轰炸机，飞临乐山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顷刻之间小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分之二的街区被夷为平地，约两万人在熊熊大火中丧生，其景象惨不忍睹。短暂安定的生活随即被日寇的轰炸毁灭。
从此，武大师生的日子每况愈下，学生靠贷学金生活，经常以酱油加水当菜下饭。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物价飞涨，有时竟然百倍增长。当时武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曾将自己准备养老用的积蓄“两根金条”捐献给国家作为抗日之用，由于物价飞涨，生活极端贫困，她只得靠自己种菜维持生活。
我的父亲胸怀满腔爱国之心，捐出积蓄的1000银元，并日以继夜地设计水雷快艇以抵抗日寇的水上侵犯，但未被国民党采用。他还为了减少作战时前方战士的伤亡，亲自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在校办工厂制造，供前方战士使用。由于生活贫困，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父亲于1942年2月英年早逝。
武大历史系主任教授、我班同学吴令华的父亲吴其昌伯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要求政府出兵抗击日寇而到南京政府绝食请愿。他在武大期间，一直坚持把授课科研与宣传抗日结合起来，宣讲撰文以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为宣传抗日写论文百余篇。后来，吴伯伯终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无钱医治，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那时我们看到吴令华为父亲穿戴的孝衣非常难过。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四川周边省市，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大城市相继失守，四川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国家危在旦夕。凡有一分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日寇欺侮我中华民族，都不甘当亡国奴。这时报上刊载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的号召，提出招收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组织青年远征军，抗击日寇，保卫中华民族。街上贴出大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的血沸腾了。
1944年12月1日，年仅十四岁的我、小滢与衍枝破指写下血书，弃学报名从军，终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小滢难过极了，彻夜未眠。在灯下读《正气歌》。她干姐杨静远看了心疼地说：小滢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了国家。
▲三个写血书立志从军的少年好友，左起杨衍枝、郭玉瑛、陈小滢
▲小滢的血书
小滢激动之余，还给这时被国家派往英国帮助宣传中国抗战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小滢的信于1945年1月才寄达英国，陈源教授读后十分激动，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自豪。他当即将此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看，编辑看后颇为激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有如此杰出的青年，绝不会灭亡”。当即决定将此信加编者按刊登在报上，原报摘录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经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反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靡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她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堂弟)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今天看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时刻，我们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发誓与侵略者抗战到底，中国能亡国吗?
果然时隔一年，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高兴的一天，日本宣布投降了。乐山全城沸腾，鞭炮声大作，人们举着火把自发的游行。武大和武大附中的学生游行队伍，绕着乐山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子夜才散去。我们苦苦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中国人民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站起来了，这时的小滢，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她的父亲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恩钊家大嚷，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去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地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耍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边街，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了的军民，遂很严肃地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
女小滢上卅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又：现在深夜三时，我独自徘徊在满乱坟的山上，我大哭了。彷徨看到无数的同胞在空中向我呼怨，向我求救。爹爹，我哭了，当时我又立誓“一定报仇！”今夜我不睡了，我要等到黎明，看那九年来第一次光明的日出。
抗战胜利以后到建国前夕，我们三人天各一方，我大学毕业报名参军，终于圆了少年时的从军梦。小滢到英国以后很长时间音信皆无。衍枝继续了父亲的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岁月如梭，今天我再捧读这两封经历了一个甲子漫长岁月，发自当年少年小滢肺腑之言动人的从军留影信，不禁感慨万千。
在我们分别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3月，小滢自北京专程来武汉看我。2000年10月，我又专程去北京看望小滢和衍枝，我们畅叙往事，圆了离别半个世纪以来的相聚之梦，我们都深切地体会到，由抗日爱国共同理想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值得终身珍惜的。（原标题为《小滢同学抗战时期的两封家书》，选自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01）
（编辑：肖珊）
